——刘延东副总理参加全国政协医卫界别联组会议侧记

　　3月7日，全国政协医卫界别联组会议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特地前往听取与会政协委员的建议。

　　“多年来，我和医卫界一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我在统战部工作多年，曾多次深夜或凌晨探望生病的党外人士。我在医院看到医务人员无私奉献、救死扶伤、战斗在医疗卫生第一线，从心底对医卫界的同志们充满敬意。所以，首先借这个机会向大家表示问候和感谢。现在医改已进入深水区，我想听取大家的好建议，请一定畅所欲言。”刘延东的开场白简短而亲切。

　　“对伤医、辱医、害医者严惩不贷”

　　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内科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葛均波的发言从接到的一个电话说起：“昨天早晨起床的时候，一个外国教授给我打电话，打着打着就哭起来了。她说，潮州中心医院发生了把医生拉出去游街的事情，你们知道吗？你们不是在开两会吗？那你们怎么不管呢？对此，我认为有关部门应立即制定相关政策，重建和谐的医疗环境，保障医务人员人身安全。医生总成为攻击的对象，就是因为伤害医生行为没有受到严厉的处罚。”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宣武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凌锋提出，解决伤医、辱医案件频发的问题，当务之急是要修改《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第二十三条，把医院列入公共场所，并且在《治安管理处罚法》下制定专门的《医疗机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对严重扰乱医院秩序的违法行为，明确地量刑定罪。此外，医师行业协会应在医德建设上做更多的工作，比如制定中国医师道德准则等。

　　谈及近期发生的伤医、辱医事件，刘延东说：“我已经听说了南京护士被打事件和潮州的辱医事件，对其中的涉案人员一定要严肃处理，对伤医、辱医、害医的犯罪行为要严惩不贷，对相关的法律法规要进一步完善。要使医务人员的劳动和奉献精神得到全社会的尊重。另一方面，医务人员在工作中也要遵守医务人员行为规范，不断提高诊疗水平。”

　　话音刚落，会场就响起热烈而持久的掌声。

　“分级诊疗不解决，医改就不能成功”

　　在交流中，医疗体制改革相关问题成为热议的焦点。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心内科主任霍勇坦言，分级医疗体系必须细化，否则就是空话。他说，健全分级医疗制度首先要保障就近享受基本医疗服务。建立不同层级的医院诊疗指南，明确各级医院应该完成的任务，还应完善患者就医流程，拉开患者在基层医院和三级医院就诊的医保报销比例，并且加强基层医疗机构软硬件建设，制定合理的基本药物制度。

　　刘延东一边听取建议，一边详细记录其中的要点。她回应道：“分级诊疗的问题如果解决不了，医改就不会成功。要加强整体顶层设计，让不同级别的医疗机构发挥不同的作用，体制机制建设是关键。只有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才能实现用中国的办法解决医改的世界性难题。”

　　全国政协委员、香港医管局前主席胡定旭认为，药价虚高问题是当前医改前进的绊脚石。他介绍，香港700万人每年的药品费用大约是30亿港币，不到政府500亿港币总卫生投入的8%。此前的一个调研结果显示，内地有些药品的价格竟然是香港的数倍甚至数十倍，这中间的水分实在是太多了。而且内地的医院用专利药用得很多，在香港，专利药的使用占总医药费用不到10%，因为其中有许多可以用更便宜的药替代，正是有利益驱使导致了大处方问题。

　　“胡先生话不多，但是每个问题都谈到了点子上。”刘延东肯定了胡定旭委员的观点。她说，要解决药品价格虚高问题，必须依靠医疗、医保和医药的三医联动。其中，规范药品流通秩序，使药品价格回归到合理水平，已经纳入下一步医改重点工作范畴。

　　公立医院改革也是多数委员最关注的话题。刘延东说，公立医院改革是今年改革的重点任务，要求每个省都要开展试点，而且强调的是综合改革，避免发生试点医院成为利益孤岛和洼地、走在改革前面的医院反而吃亏的现象。

　　全国政协委员、何氏眼科医院院长何伟从自身经历出发提出，要实实在在地鼓励创建非营利性的民营医院，必须在土地、税收、科研等方面给予平等待遇。

　　“社会办医是我们大力开展的方向。”刘延东谈起了前往福建莆田调研民营医院的情况。据介绍，由莆田人在全国开办的民营医院达到8000家，其中有20多家是三级甲等医院，还有大量的专科医院。“我们国家有13亿人口，如果仅靠现有的700万医务工作者和公立医院的力量不可能满足社会多元化的医疗需求，只有引入社会资本才能够丰富医疗资源。从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讲，社会办医也是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就像克强总理讲到的，将来要加大服务业发展，以扩大内需为导向，都是新的经济增长点。”

　　“在深化医改道路上一定要努力”

　　联组会议现场气氛随着刘延东副总理的回应掀起了一次又一次讨论的高潮，尽管主持人一再提醒“发言者注意控制时间”，但是忍不住多说一点的委员们就是停不下来。刘延东微笑着说：“没关系，继续谈，有什么问题或者建议都说出来。”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计生协会党委书记杨玉学提出，由于受社会上有关“计划生育政策开始松动”说法的影响，许多地方的计生工作出现了滑坡，部分熟悉政策、与群众沟通能力强的基层计生人员流失。

　　刘延东说：“我国实施计划生育政策40多年来，少生了4亿人，如果现在我国有17亿人，那么对粮食供应、环境承载的压力要大得多。因此计划生育政策的正确性不容置疑。当前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也是根据人口发展的需要进行的，2012年我国比上年出生人口减少384万，预计2023年之后我国每年将减少出生800万人。随之而来的就是不断加快的老龄化问题，现在调整人口政策是势在必行，也是民心所向。”

　　中国疾病预防控中心主任王宇委员提出的是实际工作中的困难：“据对某地两家承担结核病治疗的医院开展的抽样调查显示，两家医院一年中对结核病患者管理治疗的丢失率分别为11.6%和65.6%，中断治疗的患者不仅会更容易成为耐药病人，如果是排菌病人还将给他身边的健康人带来感染威胁。”

　　刘延东听得特别仔细，几乎没有放下记录的笔。听完介绍后，她皱了皱眉，对王宇说：“我分管卫生工作以后才知道，原来我国的结核病发病情况这么严重，特别是在中学生、大学生群体中。而且结核菌的耐药性、抗药性越来越厉害，长此以往，结核病的防治真会成为大问题。这是涉及我国国民健康的大事，一定要在深化医改的工作中加强重点传染病的预防控制。”

　　时近中午，主持人一次次宣布“接下来是最后一个发言”，但刘延东微笑着说：“没关系。”

　　“我有话说。”

　　“我想说两句。”

　　“我要谈谈农村卫生。”

　　踊跃发言的委员们已不满足于举手，开始主动从工作人员手中“抢”话筒。医学生教育、医生薪酬、乡村医生待遇、中医中药等方面的发言一个接着一个。会议最终比安排的时间延长了一个小时。

（云南省健康教育所 2014.0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