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当前抗肿瘤新药研发已经进入白热化程度，临床研究作为药物研发链条上的关键一环，所发挥的作用更是重中之重。我国的抗肿瘤药物临床研究，是否切合了当前需要，是否真正与国际接轨，应扮演何种角色，要如何进行完善，是许多研发人员一直在探讨和思考的问题。在日前举行的药物信息年会（DIA）第五届中国年会的多个分会场上，与会专家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和建议。

考虑病患特点

同济大学医学院肿瘤研究所所长、肿瘤学系主任周彩存教授介绍，我国的肿瘤发病率高，肿瘤患者绝对数量多，给抗肿瘤药物研发提供了大量的临床研究资源。以肺癌为例，2008年新发肿瘤我国患者占到世界患者的近一半，达46．5％。

周彩存强调，在抗肿瘤药研发中，应考虑到中西方患者的差异。我国的肿瘤谱与国外不完全一致，如鼻咽癌、胃癌、食管癌、肝癌等是我国很常见的肿瘤；而前列腺癌、黑色素瘤则是国外常见、国内少见的肿瘤；国内外均常见的肿瘤则包括肺癌、乳腺癌、大肠癌等。而且，癌症驱动基因突变的发生率，我国和西方国家也不一样。此外，我国肿瘤患者用药后的毒性谱也与西方国家患者不同。如舒尼替尼一线治疗转移性肾细胞癌(mRCC)，手足综合征、疲乏、腹泻、食欲减退、高血压、口腔溃疡等不良反应的发生率，我国Ⅳ期临床研究和全球关键Ⅲ期临床研究的数据有所不同。

北京肿瘤医院、北京大学临床肿瘤学院副院长郭军教授也表示，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临床研究在研究经费、基础条件、技术水平等方面还存在差距，应立足于我国特色，结合我国患者的发病特点，发掘与国外研究的不同之处，探寻适应剂量、疗效差异等。

转变患者观念

目前，我国参与临床试验的患者数量非常少。“要增加患者对临床研究的接受率。”周彩存说，资料显示，2001~2012年中外每百万名患者可参加的Ⅲ期临床试验中，参与肺癌研究的我国患者仅为6.6名。他强调，参与临床研究是得到治疗推荐的标准临床实践方法，给患者多一次治疗机会，而不是让其充当“小白鼠”。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国家药品临床试验机构副主任兼Ⅰ期临床试验研究室主任梁茂植教授也表示，我国虽然患者人数多，但医疗资源并没有被充分利用，参与临床研究的患者利用率与发达国家存在的差距还很大。国外患者对参加临床研究的理解包含了对科研的一种奉献和义务；而我国不少患者的观点却是认为去充当试验品。“在这点上，媒体的责任至关重大”。

梁茂植同时强调，目前保险制度的缺失也是患者参与临床研究的一个制约因素，我国对受试者保护体系的建设要相应加强；在临床研究中，患者利益是第一位的。

缩短审批时限

目前，我国药物临床试验的审批时限一直不断缩短，但与发达国家仍差距明显。周彩存举例，以全球Ⅲ期临床研究为例，申请临床试验方案（ＣＴＰ）的平均时间，我国为10~18个月，而印度为4个月，新加坡和波兰为2个月，美国则更短，仅仅为1个月。受审批时限的影响，我国很难同步加入全球多中心Ⅲ期临床研究。

对此，郭军感触颇多：“国外许多临床研究的入组时间只有短短几个月，而等我国审批下来，已经过去了1年~1.5年，人家的入组早就结束了。即便是我们在某个肿瘤研究领域很有国际影响，有时也白白丧失了很多机会，无法参与到一些重要的新药临床试验之中去。”梁茂植也呼吁，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就是，批准进入临床研究的周期要缩短。

可喜的是，日前，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今年我国将进一步加快创新药物和重点领域仿制药的审评审批。其中在创新药物方面，近期主要进行抗肿瘤药物和耐药结核药物的加快审评；在仿制药方面，抗肿瘤药、抗艾滋病药、心脑血管病药物是近期加快审评的工作重点。

多参与Ⅰ期研究

周彩存谈到，我国《药物注册管理办法》规定：境外申请人在中国进行国际多中心药物临床试验的，临床试验用药物应当是已在境外注册的药品或者已进入Ⅱ期或者Ⅲ期临床试验的药物。

对此，梁茂植表示，我国现在的新药研发中，临床机构更多的是进行治疗作用确证的Ⅲ期临床研究，进一步验证药物对目标适应证患者的治疗作用和安全性，评价利益与风险关系。虽然现在我国医生牵头完成了不少高质量的国际多中心Ⅲ期临床研究，但研究的创新性也非常重要。Ⅰ期临床研究是初步的临床药理学及人体安全性评价试验，观察人体对于新药的耐受程度和药代动力学，为制订给药方案提供依据。其创新性高，开展的对药物的作用机理、剂量探索等工作挑战性、应用性强，能否参与也直接反映了我国的科技水平。而实际上，越早介入也越有利于提升我们的临床研究水平，如方案的设计能力、组织运作能力都会有所提高。因此，梁茂植呼吁：“我们应争取多开展Ⅰ期临床研究。”

周彩存认为，我国的抗肿瘤药物研发要做到和全球同步，是否能开放Ⅰ期临床研究至关重要。

开放组织样本

药物临床试验生物样本是指按照药物临床试验方案的要求，从临床试验受试者采集的需要进行分析的材料（如血浆、血清、尿液、粪便、组织和细胞等）。

由于我国对人类遗传资源实行控制，临床研究中涉及的组织样本的出口必须要办理繁琐的报批手续。周彩存介绍，靶向抗肿瘤药物研究的关键就是确定靶向人群，临床研究依赖的是对组织和血液样本进行分子标记物的检测，组织和血液样本送到国外的中心实验室检测是常规流程。但是，繁琐的报批手续却限制了研究的进程。

为此，周彩存建议：开放组织样本的出口，在国内建立同样资质的中心实验室。

增加协作组

药物研发是一项系统工程，抗肿瘤药物研发更离不开团结协作。为此，很多国家都建立了相关的工作组来合力开展这项艰巨的工作，如美国SWOG、ECOG、CALGB、RTOG，欧洲ETOP、EORTC、BTOP等。周彩存介绍，2007年成立的中国胸部肿瘤协作组（CTONG）是我国唯一的临床研究协作组，其使命就包括设计和开展在胸部肿瘤领域尤其是肺癌的多中心临床试验，为胸部肿瘤的临床实践提供高层次的依据等。目前在研的项目超过20项，聚焦于生物标志物驱动的研究。如果成功，将使许多患者受益。

但周彩存表示，遗憾的是，我国只有一个肺癌的CTONG，在其他的肿瘤领域还没有相应的协作组。我们需要在各个领域建立更多的协作组，其运行也需要更多的政府层面的支持和扶植。